数年之前，台北故宫历经多年的整建修缮，终于以崭新的样貌面世。一整修完毕，台北故宫便推出了极具分量的宋代文物“大观”展。此展之宋代文物，无论质量，均全球仅见;不管是海内海外，都算得上喧腾一时、颇为轰动。不过，看了这“大观”展之后，从此，我就再也没去过曾经造访数十遍的台北故宫了。

　　不再去，一方面，是因为日后我到台北，总匆匆去来，闲暇无多。二方面，也因不久之后，大陆开放赴台观光，霎时间，台北故宫人满为患;我长期住在乡下，不惯人多，一想到那潮也似的人群，多半就意态阑珊、兴趣缺缺了。

　　但除此之外，更关键的原因，其实是我对那“崭新”的台北故宫，压根不喜。

　　那天，我在“空间改造”之后的台北新故宫四处走、四处看，也四处听。我听到某些人对这“新故宫”的点评与议论：有人道好、有人赞赏，但是，有微辞者，其实也不乏其人;他们可能不习惯，更可能不喜欢。尽管不少人抱有反感、持有异见，可在此之前、在此之后，我从媒体看到的，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对于此次改建，台湾的媒体，可谓佳评如潮;他们对这“新故宫”，几乎都一面倒地称许;媒体说，这次的大整修，“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成功将故宫重新包装推销”。

　　这么说，其实也不无道理;“包装推销”云云，更是甚中肯綮。果然，经过如此“包装”、如此“推销”，台北故宫从此人山人海，台北故宫也开始忙着“文化创意产业”。改建后的“新故宫”，果然，多了时尚味，也多了商品味;这些气味，固然为文化弄潮儿所喜，也固然让习于逛商场的现代人所爱，但是，这样的台北故宫，还是中华文物最高殿堂的那个台北故宫吗?

　　在我看来，“空间改造”之后的台北新故宫，其实是被西方博物馆式的艺术观异化，更被时下横扫全球的商品逻辑吞噬了。台北故宫向西方倾斜，台湾那些西化的主流文化人当然一片叫好;新故宫向商品靠拢，世俗大众更乐得消费采购。于是，喧嚣杂沓、热闹非常，然而，这和台北故宫的“中华文物”的精神，是不是越离越远了呢?

　　精神一旦远离，台北故宫的“中华文物”不论如何傲人，都将逐渐丧失文化生命，都将逐步沦为“东方主义”式的装饰之物。正因如此沦丧，以往我最常闲坐片晌的四楼“三希堂”茶座就彻底变了样。但见整个四楼，处处有中国元素的装饰，大厅天井上也弄个书法，旁边还硬摆个线装书。但这一切，没真实感，没生命感，分明，都只是摆设、只是装饰，都只是一种消费式的小趣味、小新奇。你一走进去，就可清楚感觉得到，往日“三希堂”那种清雅朗阔的茶座氛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咖啡馆的气质外加资本主义式的时尚餐饮的消费情调。“三希堂”这些中国元素，无法让人感动，更不能使人产生文化的共鸣，除了“西体中用”(注)之外，说到底，也不过就是较高档的消费刺激罢了。

　　进了展场，问题更大。毕竟，展场才是博物馆的核心;展场能否有效地传达文物的能量，也才是判断博物馆成败的标准。可惜，台北故宫这模仿西方博物馆的新空间，根本就无法与收藏品的质感相对应;借着这展场的传达，文物自身的能量，不增反减、不强反弱。这样的减弱，源于文物与展场完全是两种相互背离、相互扞格的美学态度。譬如，一走在大厅敞阔阶梯的地毯上，那样的豪奢感、那样的空间氛围，活脱是电影《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上流社会，摆在前头的，似乎就该是优雅高贵、凝重堆栈的巴洛克古典油画，而非壮阔宏大、巍巍雄奇的《溪山行旅图》。把《溪山行旅图》的高山流水摆在巴洛克般的环境里，那当然是种错置。

　　如此错置，涵盖了整个“大观”展。此番宋代文物的“大观”展，除了号称“故宫三宝”的北宋巨碑山水 (《溪山行旅图》、《早春图》、《万壑松风图》) 之外，南宋马远、夏珪的山水画幅，宋四家的书法，自然都是焦点，可除此之外，众所瞩目的，还有汝窑。

　　汝窑的宋瓷，光芒内蕴、温润如玉，其雨过天青般的色泽，论品格、论质地，在明清之后，就再怎么样也做不出来了。台北故宫的汝窑冠天下，以前每一回造访，我都一定要仔细端详的。但这回，只见“新故宫”的汝窑展厅，用极强烈的聚焦灯照射着，其夸大、其炫耀，竟完全有如最市侩的珠宝特展。

　　改建以前的台北故宫，有个历代陶瓷的常展区。每回，我必定去看，也几乎都要从藏品最多的清代、明代一路往前溯去;看到宋代的汝窑，总不禁心头赞叹;见了唐三彩的斑斓流动，则不免心向往之;但真让我伫足良久，凝视徘徊不忍离去的，却是那几个汉代的陶俑。汉陶质朴而大气，陶俑又特别有种喜气。我喜欢这样的喜气，更喜欢这样的质朴与大气。改建之后的“新故宫”，竟日标榜“文化创意产业”的“新故宫”，终究与此质朴和大气，离得远了。

　　(注：“西体中用”是数十年来台湾的文化主流，譬如表演场地位阶最高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外表是中国式宫殿建筑，里头则彻彻底底是西方概念的表演厅;又譬如台湾最知名的表演团体“云门舞集”，外表上用了极多的东方元素，但骨子里则是和中国人格格不入的西方现代舞身体线条。)

　　(作者系台湾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