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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东方葵承载的历史

2015-12-03 18:09:03 来源: 雅昌艺术网华东站 作者:孙歌

摘要:2014年10月下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宽敞的展览大厅里,我观赏了许江先生的《东方葵》系列作品。我记得那是个深秋晴朗的日子,北京难得露出了蓝天。或许正是许江画笔之下那跃动着的葵的灵魂,让我把国博外面的蓝天也一并保存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紫禁城的东南方,在蓝天白云…

推荐关键字 许江

  2014年10月下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宽敞的展览大厅里,我观赏了许江先生的《东方葵》系列作品。我记得那是个深秋晴朗的日子,北京难得露出了蓝天。或许正是许江画笔之下那跃动着的葵的灵魂,让我把国博外面的蓝天也一并保存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紫禁城的东南方,在蓝天白云之下,许江那千姿百态的东方葵绽放着沧桑而又灿烂的生命。

  那天前去观摩的一行学者里,有几位碰巧与许江先生同庚。这几位里,也包括我。我们属于同一个世代,而且,不管经历如何不同,在我们少年时代的记忆里,都保留着一幅“元风景”:工农兵造型的人物身前身后,环绕着鲜艳的向日葵,画面的上方,一定有灿烂的太阳。工农兵和向日葵,一起仰起头来朝向太阳,花朵鲜亮,人物挺拔。在我们从童年走向青年的十年里,这幅元风景幻化出各种不同版本,定格在我们的身体记忆里,也伴随着我们奔赴工厂和农村乃至军队,成为工农兵的一员。

  葵,曾经因为中国的一段历史而在那个时期的各种植物中独领风骚。它“向阳”的属性甚至使它盖过了笑傲风雪的松柏与寒梅,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图标。那是葵的一种特殊样态,在那段历史里,它永远定格于“夏花”的状态:朝向太阳,充满朝气,饱满而单纯,每个花盘都与群体交相辉映,随时准备着自我奉献。

  对历史而言,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仅仅是白驹过隙,可是对我们而言,那却是人生中只有一次不会再来的青春时代。作为精神符号的葵,在那段历史之后永远定格在夏花季节,我们却继续从青年走向壮年,走向人生的后半。如果说当年我们也曾是绽放的夏花,那么一路走到今天,我们经历了秋葵,经历了老葵,还将面向人生的终点。在许江的画布上,葵们早就走出了夏日,经历了风霜,它在推进着生命的季节;夏花已然定格,老葵成为主题,它还没有走完自己生命的历程,所以许江的葵穿越历史的定格,灵动在今天的时代里。绽放的夏花,那个饱含了我们每个人酸甜苦辣的青春记忆,是许江的东方葵绽放时的原动力。一个时代被冰封,人生却在继续;一段历史被搁置,生活却不会断裂。当我们走进《东方葵》的展厅,迎面看到巨幅的葵林时,我们看到了自己生命中的不同时刻,看到自己人格中的不同元素,也看到了个体之我微不足道的命运与历史长河的关系。

  我曾经在一篇对《东方葵》的评论中提到过葵花向阳的奥秘。其实葵花向阳,是这个复杂植物对人类视觉开的一个玩笑。葵花的花盘向日,是为了给花托深处不向日的基因遮蔽阳光,当葵花向着太阳绽放笑脸的时候,它真正的功能却是在“躲避阳光”。所以表面上看到的现象,未必就是真实的。不过与此同时,向日葵那沉甸甸的果盘,却是它向日的果实,为花托遮蔽了阳光,花盘却从阳光中获取了营养。因此,表面上看到的现象,也未必就不是真实的。

  我们这一代人,就成长在真实与虚妄、单纯与混沌之中。对于历史而言,那是一个高浓度的时刻,它把各种错综的力学关系纠缠在一起,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实验,对于后人来说,这个历史时刻或许是理解中国历史深层机制的最好入口,因为它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社会处于常态时所遮蔽的那些结构性要素;然而对个体生命而言,社会生活的风浪却揭开了平日里人性的面纱,人们更容易注意到激情背后的个人品德。背叛与欺骗、陷害与谄媚,人性中最为丑恶的部分曾经在那个时代借助于最崇高的名义喷涌而出,个人的阴暗动机假借着正义之名招摇过市;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断言那是良知陷落的十年。在国家动员的社会动荡之中,在违心的选择与真实的欲望席卷之下,人性中的尊严与坚忍、献身与宽厚,精神世界里纯真的信仰,这一切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却并未因为虚假和丑恶的一时泛滥而被轰毁。相反,恰恰是在渗透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动荡中,我们这代人的品格经历了真正的历练与考验。

  但是岁月流逝,在大浪淘沙水落石出之时,最重要的却不是确认这些历史瞬间的是非曲直,而是追问那个曾经造成一个社会精神上的贫瘠与丰饶的历史瞬间本身:它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遗产?

  如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风气一样,我们那一代人也共享了一些特定的价值判断。我们曾经被称为“吃狼奶长大的一代”,这当然是因为所有的价值都被扭曲,都缠绕、挤压和变形为一个笼统的复合体。但是我希望指出的是,即使在最为混沌的年代,人类的智慧也会以特别的方式生长;苦难乃至灾难,当它被转化为智慧的营养之时,历史才能够显示它真实的面貌。正是这动荡而迷蒙的年代,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特别的精神营养,无论那时我们每个人处在什么境地,无论那个世代对我们每个个体而言是幸福、机遇还是苦难、幻灭。

  二

  其实,把“文革”期间的一两代人视为一个整体是不成立的。这样说,常常不过是为了制造话题。每代人都经历了分化,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与不同世代甚至不同文化的他人发生深刻的默契,却未必与同代人都能交流。归属感与认同感导源于许多因素,共同的生活经验仅仅是因素之一;或许造成共有的归属感觉的,是处理生活经验的能力与方式,而不是自然年龄。

  然而,共同的生活经验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它由共享的社会氛围所打造。社会氛围的不断改变,使得自然年龄具有了意义:你赶上了哪段历史,你就活在哪段历史里。一代人,说的与其是自然年龄的区分,不如说是历史曲折前行时的段落区分。在相对安定的时期,几代人可以融为一体,但是在剧烈变动的时刻,几岁之差就可以变成两代人。我们赶上了尖锐冲突的年代。在那十年间,自然年龄上的同一代人,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契机,其实悄悄地变成了两代甚至三代人——老大学生们与造反的高中生;初期的中学生红卫兵与当时还在小学里的“红小兵”——自然年龄上几岁之差,却在社会阅历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世代感觉。有一批人因为早生了几年,在“武斗”的过激行动中杀害无辜,造成终生的遗憾;老三届赶上了第一批上山下乡,多数成为了真正的农民或者后来回城务工;晚生几年的一批人则赶上了“复课闹革命”,久违地学习了文化课。有一批人在取消高考的几年里“占领上层建筑”,有一批人则在恢复高考之后才能上大学……这是历史剧烈变动转折时期特有的状况,我们躬逢其时。我相信,在我们的上两代人那里,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谁知道辛亥革命到北伐之间短短的十几年里,历史造就出几代人?

  其实,除去自然年龄无法脱离历史地整合出一代人之外,在同一世代里还有更细致的差别。虽然同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人”,我们这代人里也曾经有过红黑或者灰色之分。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多么向往能摆脱“黑五类子弟”的标签,能够加入“红小兵”,能够“进步”,然而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个单纯的愿望却如同水中的月亮。而在那个时期,无论群体大小,只要有群体,“进步”就只是其中一群人的专利,另一群人则被排除掉,或者被恶语相加乃至遭到迫害。我们这代人过早遭遇到的“政治”,绝非今天被奥数、钢琴和英语考级填满了童年的一代人所能想象。对我们而言,政治并不是书本上为了应付考试而背诵的条条框框,而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际关系,它无形地利用了国家政治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命运起伏跌宕的变数,也因此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赶上了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实验,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它依靠国家机器捣毁国家机器,并且用捣毁国家机器的方式强化国家能力。这个实验打翻了原有社会阶层的定位,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了政治漩涡,并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假如我们不那么书生气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之争才是政治,那么,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经验,就处在日常政治的漩涡之中。

  我还记得,一位出身农民的年轻学人告诉我,她身为生产队长的父亲,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岁月就是“文革”。在那个时期里,他真正体会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可以参与日常政治,并且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待遇。在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时期里,原来离制定国家决策最远的群体,得到了直接参与各级执政的机会。至于这种“占领”扩展到教育系统,则使得一度中断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呈现了另外的一种面貌。教师不再是权威,知识不构成教育的主体。“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口号,烙印在一代人的身体记忆里。

  对于“文革”中的普通人而言,政治并不是遥远的国家行为。它不但通过国家政策的剧烈变化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而且让原本躲在水面之下的日常政治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浮出水面。即使是处在小学阶段的孩子也懂得,政治并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冲突与对抗,而且也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在白热化的时候,个体对于国家政治变化契机的主动使用和灵活转用。很多人认为“文革”十年是一场灾难,而且它一去不返,已经结束;但是假如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那么这该是一个最为难得的观察现代中国政治要素的丰富样本:它清楚地呈现了政治如何在表面上的混乱中超出个人意志地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同时又是自下而上的多维运作系统,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如何通过“人事”而缠绕纠葛,个体的命运如何被转换为时代的命运,也揭示了在相对平稳的时代里被遮蔽起来的政治制度与人的常态关系,只不过它以极端的方式白热化地呈现出这些“常态”而已。

  钱穆先生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政治,要结合制度与人事。制度相对稳定,较易把握,人事灵活善变,不宜论述。但是离开了人事,制度就仅仅是失去活力的条文,它不能独立地承担历史时代。钱穆先生仅仅是从王朝的视角来谈制度与人事,但是在“文革”那样席卷整个社会、渗透每个角落的政治实践中,除了国家视角之外,普通人的视角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当每一个个体都无力抗拒席卷而来的政治风暴时,无数个体在十年之间的大起大落,都凸现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的政治与国家的政治,日常的小政治与国家的大政治,借助于特定的历史转换时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结合。只是,我们容易看到的,多数是这种结合过程中的丑恶,这会使很多人产生厌恶政治、远离政治的愿望。问题在于,即使远离政治、远离时代的愿望可以实现,我们也依然无法逃避选择的困境。在很多情况下,不加选择或者逃避选择,常常是最坏的选择。我相信,在经历了生命中的屈折与创伤之后,不止我一个人会拥有这一铭刻在心的教训。

  三

  无论个体经验如何不同,也无论其后的分化如何剧烈,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两代人,甚至在政治冲突中被分化为对立面的人群之间,仍然会分享下一个历史时期出生的世代所无法了解的情感体验。这是深藏在文化皱褶之中的细微感觉,是无法依靠理智和推理加以把握的精神元素。它的细微与不可捉摸,往往使人无法察觉它的存在;事实上,我们这些经历了“文革”的“五零后”,特别是出生更晚的“五五后”,由于“文革”前期基本上只能是旁观者,对于这种情感体验的自觉往往更为含混。只有当某种媒介物出现,心灵深处沉睡着的那种微妙的情感体验才会突然苏醒,并且使人借助这种体验重新进入早已被湮没的历史。

  东方葵,就是这样的媒介。

  第一次在许江工作室里看到东方葵群像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无法表述的冲击。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美术鉴赏体验。眼前的葵林与我心目中的“元风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却毫不费力地从中看到了过去,找到了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共享的时代感觉,并跟随着它一路走到我们这代人业已分化的今天。我看到了劫后馀生,看到了隐忍献身,看到了残酷与困惑,也看到了沧桑中的热情。许江说他就是一棵老葵,我又何尝不是?许江画布上的老葵让我突然意识到,人与历史的关系,原来可以这样超越个人的荣辱成败,真实而单纯地建立!

  在许江的画布上,葵没有个体面孔。在我们受教育的那个年代里,个体没有获得特写的权利。主旋律是无私的奉献,我们人格形成的最初时期,个人的名字微不足道。许江忠实地表现了这种文化生态:葵们集结成片,却未必浑然一体;它们相互呼应,却又纷乱杂陈。在那些大幅的作品里,它们离开土地,根基被隐去,却笔直地挺立;葵的花盘被一笔带过,宛如一个人的个体价值之于他的时代;被放大了的葵干,挺拔却又纤细,宛如风暴中无法逃离只能坚守的生命。大片缺少个性的葵干,挣扎着构成庞大的阵容,整齐却不划一,一致却不单调。许江的描绘看似写实,实则抽象,他抽象地表现了阳光和土地,抽象地表现了葵们向日的本能,抽象地承载了一个时代,抽象地表现了葵们与时代的关系。在无法抗拒的历史狂潮冲击之下,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之中,在良莠杂陈泥沙俱下的时刻,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该如何安顿?少年时代不允许追问的这个问题,藉由许江的画笔,在今天被老葵们追问,所以,它们才会以那样的形体、那样的颜色、那样的张力面对着我们!

  作为同样制作精神产品的学人,我羡慕多年来坚持画葵的许江。无论是用绘画工作还是用文字工作,其实每个人都必须寻找具有洞察力和个性表现力的方式。许江找到了一种相当有效的形式,来激发和表达一段历史沉积下来的微妙感受。他巧妙地点化并且成功地转化了当年那个渗透到每个人感情深处的精神图标,让它焕发出全新的色彩与能量。在许江的画面与我心目中元风景的画面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使我得以回顾从“文革”走到今天的历史,回顾超越了个人命运的共同体命运,回顾那段奇妙的经验:当人群分为红黑两种颜色之时,人们却可以共享那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关于精神胜于物质的价值观,让一代人曾经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活,却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精神寄托乃至信仰;关于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让一代人轻视了自己的个人价值,更关心国家与人类的命运;而对于权威的冲击和迫害,则使得一代人无论是否是这些冲击与迫害的受害者,都或多或少地共享了在价值颠倒时期的精神独立——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历史提供了残酷的辩证法,这使得我们在走向成年的时候,可以更自由更大胆地理解这个世界。是的,或许这就是精神自由的本质:它滥觞于选择的匮乏与精神的高压,它在秩序被扭曲的时刻迸发出真正的责任意识,它在磨难中打造自己的勇敢,它在贫瘠中转化出丰厚的创造能力。

  十年很快过去,“文革”世代发生了比“文革”中更深刻的分化。他们以各种方式掩埋或深藏起那段生命,投身到“与国际接轨”的浪潮中去。中国迅速地与“世界”融为一体,葵花遂失掉了精神图标的含义,隐身于万花丛中,不再独领风骚。老葵们即将老去,历史却没有完结。并不共享葵花这一精神图标的下一代人,或许无法理解我们对于老葵的特殊感受,但是下一代人同样无法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他们仍不免追问。其实,无论下一代对于过往持何种态度,他们面对的都不可能是没有过去的今天。人类无法摆脱历史,对历史的冷漠意味着冷落了自身生命的奥秘——或许,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宿命。

  四

  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尽管许江心灵深处的元风景属于我们这一代,他的葵却不仅仅属于中国,它被命名为“东方葵”。

  似乎许江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土耳其马尔马拉海峡边上的荒野,他不止一次谈到,自己途经此地时,在夕阳中蓦然回首,第一次与大片苍茫的葵林遭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

  在听许江讲述他最初的创作冲动时,我注意到他描述的是葵林被漠视乃至被遗弃的生态。在距离特洛伊城不到一百公里的荒野里,大片“铜浇铁铸一般,与荒原同体同色”的老葵在秋天的萧瑟中默默地坚守,如同战士在等候着一道命令。这或许就是日后许江浇注雕塑莲葵群像的美学灵感?特洛伊古城的兴衰,废墟中盘桓着的历史幽灵,这一切倾注在了许江第一批“葵林”的意象之中,它点染着沧海桑田的历史之变,吟唱着粗犷雄浑的人类史诗。

  在国家博物馆入口处,我看到了莲葵之阵,它们宛如兵马俑出土的战士一般,通体呈现着荒原的铜铁之色,高大而笔直地伫立成阵。没有战戟长矛,它们毫无枝蔓地挺拔地严阵以待;铜色的花盘凝重而高傲,似乎让时间定格于自身。我惊异于纤细的葵杆与莲杆居然能够以这样沉重的色彩造型,居然可以用这样的规模组织成阵,那静默中自有了一份尊严,一份气势,一份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重量。莲葵之阵需要仰视,而它被仰视的理由,则是因为当无名与渺小组成广大的阵容时,它将不再渺小;它虽不伟岸,却高大肃穆,不可轻慢。我惊异于许江对葵与莲的点化:他把两种最普通最柔和也因而最缺少震慑力的生物,就这样不动声色地与崇高糅合在一起!

  许江沉醉于葵园,他以“东方”为葵园命名,自有不止一个灵感来源。至少,除掉马尔马拉海峡边的荒原之葵,他还提到过内蒙古深沉的雪中之葵与北海道妙曼的葵岳之海。葵的千姿百态,在不同风土不同季节不同光线之中,幻化出无数不可重复的生灵,承载了浑厚的时代命运。这,或许是许江毫无厌倦地耕耘于葵园的秘密所在吧:对他而言,没有个性没有名字的葵林,每一株每一丛都是独一无二的!

  打开许江的画册,他的葵莲之阵在欧洲的展出图片直观地显示了东方葵与“西方”的对话。在德国,在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德意志角上的葵园,它与威廉大帝的塑像遥遥相对,跨越时空地讲述着关于“无名的大多数”的历史,讲述着传统中国“天下为公”的理想。葵并非东方独有的植物,葵的入画也是欧洲画家钟情的选择;但是,许江的葵阵却是属于东方的。东方的葵活在群体之中,无论是挺立还是倾倒,无论是绽放还是凋零,葵只有在葵林之中,才能获得意义。许江用他的构图,表现了一种不推崇特写镜头的文化:他的葵在看不到个人表情的远景画面中,谱写着群体的历史。或许正是这样的构图,有效地勾连起我们这代人的记忆,在那个群体压倒一切的年代里,每一个个体,正是在群体之中,在疯狂或冷淡、攻击或防卫、剥夺或互助等等各种各样的关系里,才品尝到了活着的味道。

  许江让笔下的葵园获得大于中国的东方属性,大概在感官上直接来源于他在亚洲各地游历的经验。但是,他为东方葵赋予的铜铁之色与大片大片的造型,却是他艺术变形的神来之笔。劫后馀生的沧桑之感,燃烧着自身的大片葵园,这一切不正是东方近代历史的写照吗?正是“东方葵”的名称本身,让我们深入了一个时代,从而找到了它与东方历史的深层连接:当“文革”作为结晶体浓缩了中国历史中的各种要素之时,许江通过他的东方葵展现了这些并未消失的要素在东方历史中的意义——“文革”并非一过性的孤立事件,这种政治形态或许不会再度重演,然而它却以极端的方式体现了“东方的命运”: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在建立国家主权的争斗之中,东方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痛苦的挣扎中转型。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的战乱,经历了建国以来的艰辛与挫折,在每一次调整与转换之中,个体的命运都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许江从土耳其葵林感受到的被遗弃被遗忘的主题,对于大时代转折期中渺小个体而言,不正是需要以铜铁色的勇气去面对的人生课题吗?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要求着重新解释伦理的意义,重新讨论价值的内涵,也要求着不断重建个体命运与时代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一切,属于中国,也属于东方;属于“文革”,也属于今天;属于我们,也属于下一代。

  艺术为什么不可或缺?艺术是否可以拥有深度的意义?在大众文化使一切都扁平化的今天,在当代艺术日益天马行空的时候,许江的葵园让我思考。或许,许江的葵本身并没有直接提供具体的历史涵义与解释——这并非绘画艺术的任务;借用源自俄国形式主义的说法,许江创作的功能只在于提供“有意味的形式”。葵,当它在许江笔下集结与变形之时,这个绝非自然主义的葵园提供了一种具有冲击力的形式,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形式本身。人们内心深处柔软的情感记忆,与生命一样不断地涌动;逻辑与理论,如同舰艇般划破水面、钻入水底,寻找那些可以确定的价值与意义;而生命之流不断激起的记忆浪花,却只有借助于贝壳与沙滩才能留下痕迹。对于那些藏在文化皱褶处的微妙感触而言,“有意味的形式”或许比“有价值的意义”更为重要。那些无法依靠语言和逻辑直接传递的人类感觉,寻找着多种多样的形式给自己间接地造型——有意味的形式,正如同沙滩与贝壳一样,它们间接地指示着海浪的潮起潮落,指示着浪花的溃败与再起。有了它们,留不住的海浪并未“死在沙滩上”,而是被反照出跃动的能量。贝壳与沙滩的“形式”,因此不仅仅是贝壳与沙滩本身,它们由此获得了“意味”。

  葵在许江的画笔下幻化出的,正是这样的形式。它在夏花凋落之后再度绽放,而这次在画布上的绽放,并非对于现实中自然形式的模仿,它在给一代人内心深处无可名状的时代精神“间接地”造型,引发人们确认沙滩上海浪的痕迹与海螺潮汐的声响。“文革”带给一代人的复杂感受,中国在东方的艰难转型,这个被各种人用各种形式表达的丰富话题,这股永无穷尽的感觉之流,在许江这里又一次获得了新的造型、新的色泽。感谢许江的东方葵系列作品,它的温润与凄怆牵动了我们感情深处不可名状的某个部分,那些让我们无法提炼却总是会在意的暗影褶皱,突然间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轮廓。东方葵,不仅承载了一段历史,也表达了我们自身。它让一段渐行渐远的模糊记忆逐渐从历史深处浮现,让共享这段历史的每个人,各自借助于东方葵的形式体味自己独特的生命经验。葵林在许江的画布上绽放,却在观赏者内心里播种。或许应该说,有历史感的画作,不仅养眼,更能养心。心灵的天地到底有多大?我想,当我们闭上嘴安静地走入葵园的时候,它会被照亮;在许江的葵园里,我们将会再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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