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演讲现场

　　12月19-20日，由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组委会、广州美术学院主办，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承办的“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在广州美术学院召开，来自全国近40所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国内美术史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

　　“在过去的20余年间，中国的美术史研究取得了迅猛的发展。美术史正逐渐从学界的小众，变成为人文研究之中的显学”，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王玉冬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世界美术史界正在经历着一个‘去欧洲中心论’的进程，如何在‘全球美术史’及‘后全球美术史’的视野下审视不同的艺术传统，成为时下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而如何在世界美术史的框架之中定位中国美术史及中国的美术史研究，也就自然成为了这些新兴美术史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本次年会正是意图对此种问题进行回应，年会主题为“回望与前行——全球化与后全球化时代的美术史研究”，分为“理论与方法”、“美术与经典”、“艺术与文献”、 “图像与媒介”、“时间与空间”、“区域与中心”6场报告，并特别增设“主题报告”环节。本次会议收录学术论文50余篇，有26位学者就论文主题进行了学术发言。从宏观的跨地域、跨时间、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到微观的对于具体图式案例、艺术家案例、艺术现象的深入分析，汇集了全国美术史论专业前沿和全面的研究成果。会议讨论环节，对“全球史观下如何进行美术史研究”、“如何面对和回应‘文化中心论’”、“艺术研究如何‘跨界’”、“视觉变迁与风格变迁的关联”等美术史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与方法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平评价说，“这种探讨是‘带劲’的。”这种“带劲”的学术探讨正是在“全球美术史”及“后全球美术史”的视野下，对未来美术史发展“前行”的积极尝试。

　　当然，正如本次年会的主题，“前行”的力量来自于“回望”。而一个现代学科只有对它过去的“经典”不断反省、重温，它才有光明的未来。具体到美术史学科，所谓“经典”首先包括了中外美术史的经典理论和方法论。如何历史地复原、清理各经典美术史家就美术研究方法论所做的探讨及这些探讨背后的各种根本关怀，是摆在当下中国美术史工作者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重温美术史“经典”，更多的是对中外经典艺术作品的回望，亟须探究这些经典之所以成为划时代经典的原因。经典的理论、作品和教学法，使得美术史学科得以存在，也使得美术史研究活动成为可能。“回望”才能“前瞻”，与会学者们对“经典”进行“新探”，在“经典的故土”上开出充满活力的花。

　　“两天的会议成为美术史学科新知识、新观点出现的平台，呈现出令人尊敬的学术品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军在会议闭幕致辞中说，“‘九’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特别的数字，是至大，亦意味转变。本次第九届年会的主题‘回望与前行’是一个恰当的概念，概括了当下美术史研究发展的历史境况”。由知识的概括，到知识的生成;从“坐而论道”，到“以身行道”，李军说，“如果说从1到9是年会的‘1.0版’，那么也许之后就将开启年会的‘2.0时代’”。

　　在闭幕式上，年会召集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宣布了下一届“美术史学奥林匹克盛会”的主办单位——天津美术学院，这一结果由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组委会成员通过自荐、讨论、民主投票等流程产生，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邵亮发表感言，将着手为下一届年会的召开做准备。尹吉男说，“年会的生命力靠的是质量，本届年会是‘更好’的年会，因为面对未来的前行过程中没有‘最好’。”一届比一届“更好”是一种敞亮的愿景，明年天津再见，让我们一起见证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的“2.0时代”。

　　尹吉男：使学术有尊严

　　历史发生什么，其实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历史学科的存在就是为了去还原和解释。而还原和解释又使得历史更加多元，修复了一些重要的资源。当然，开发一个资源的同时也开发了一种新视角、一种新的方法论，就有可能成为新思想的材料，这为当下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资源。同时，这种开发也创造了与其他人文学科对话的可能，其他学科也有还原和解释，多个学科就可以进行多元对话和交流。就像我在会上报告的关于《杏园雅集》的研究，就跨越了图像史、文献史、政治史甚至包括了诗歌文学史。要解释像“杏园雅集”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一视角可以解读的，必须把多种视角整合起来才能做出还原和解释。多元学科的整合确实是目前美术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方法，但对于具体如何整合实际上还存在分歧。我自身非常重视两件事，第一个是“有机关联”：后代对历史推理得出某种结论，但为什么这种结论一定是成立的，这个“一定”的推理就需要有机的关联;第二个是“同期文本”，目前在一般的研究中还是不太区分同期文本和后期文本。我们研究的引用都是20世纪以后的出版物，这些书的物质形态并不是当时历史的，而是现代的，是被整理过的。所以我特别强调某一个资料最早的年代是什么，强调它与事件的关联，将其还原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这就好像在法院里打官司，我们为上世纪60年代的事件辩护，却用了21世纪的材料做证据，这是无法立证的。

　　本次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后全球化”，“后”带有“批评、批判”的意思。“后全球化”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反思，并不是说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全球化”有多种模式，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化”还是“多元化的全球化”，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欧美所讲的“全球化”，是以它的文化为中心，它所理解的世界，先前解析的是欧洲，现在解析的是全球。这不是简单的“东方”与“西方”的差别，而是一种解释权利的扩张。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后全球化”就是针对目前主流文化内部，有一个消解、批评和反思“全球化”的定义。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仍然还是在发展当中，要在国际领域有一定的地位，跟国际对话，获得学术尊严，在于使用了一套系统独特的方法论来支撑研究。用自己的方法论还是别人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这是有本质差别的。用了欧美的方法论进行中国美术史研究，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举证”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去欧美中心化”。

　　召集、开展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方法论，当然最核心的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年会学术制度”。年会当中可以听到最鲜活的研究成果，像期刊发表需要周期，而年会是最快捷的。西方一些学术发达的国家，也有年会制度，有主持人、评议员、陪审团自由提问。这样的一套机制对知识生产有好处，可以规模化地生产知识，像这两天的年会就有几十篇论文出炉。当然学术委员会的专家评议团会对论文质量把关，从投稿的论文中择优集结。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民主的平台，只有学术，只有理想，学术至上，让学术有尊严。

　　王玉冬：从经典中寻找前行动力

　　从20世纪初开始，各个领域的基本规范都是欧洲现代化进程开始后确立的，但这当中也存在着缺陷，所以大家开始探索有没有新的可以选择的道路。美术史研究也一样，原来用西方美术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非西方的美术史，那我们能不能有中国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美术史的问题?“全球化”是跟随着欧洲现代化出现的概念，也是非常欧美的思路，所以我们的年会说“后全球化”，“后全球化”到现在有20多年历史，是希望找到一个途径，不是欧洲的、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适用于全球的。

　　本次会议本身就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体现，过去我们没有能力用西方的材料去真正研究西方美术史，然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用西方的原始文献去研究西方艺术，这本身就是突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现在跟国际交流比较多，所以方法是越来越接近的;而西方美术史的研究，中外的对话还是比较少，我们也还是在起步阶段。我们都在考虑美术史学的未来，发展动力在哪里，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回过头去看经典，在经典中寻找答案。比如本次会议中，我自己的报告提到艺术创作的材料问题，这在之前的美术史研究中是很少涉及的，现在西方学界开始关注材料问题，而中国的古典艺术本身物质性很强，中国古人很早就有对美术材料的探讨，当下的美术史研究太值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了。

　　常宁生：研究的角度很重要

　　本届年会主题是“回望与前行”，“回望”是回望艺术的历史，“前行”是展望艺术和艺术史发展的未来。既要对经典有认识，又要对当下新锐艺术观念的发展有关注。艺术史跟艺术理论不一样，理论是一种文化观念，艺术史是艺术发展流变的记录，但是即使是艺术史也不可能全部都包括进去，历史的很多内容都会被忽略掉，因此需要拓宽视野。每个时代对“艺术”的定义不同，记录的艺术也不同，当代艺术在若干年后也将进入艺术史的记录。艺术史的记录也会对之后的艺术创作带来极大的影响。

　　另外，对于“全球化”，当下艺术史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个区域，是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因此艺术史的研究是全球化、跨文化的。艺术史的研究以前都以西方为主体，那时谈美术史，“中心”是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等等，现在在“全球化视野下”，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关注得更多了。但即便如此，全世界有几百个国家，不可能所有国家地区的艺术都关注到，只能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去切入，进行深入研究。“后全球化”也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全球化、国际化”有几十年的历史，一方面文化需要沟通，另一方面文化又需要多元，每个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新的表现，中国也有中国的美术史研究，那么今天中国的学者如何去审视它，这个角度就很重要。我们中国专门的美术史研究也就只有100年的历史，并不长，这几年也有了新的发展。过去西方学者对中国美术的研究也是泛泛的，现在国际间的交流多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的文化，这也是很可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