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提供/徐冰工作室

　　徐冰有多个身份：艺术家、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前任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而导演这个身份对他来说却是头一回。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让人们发出疑问：徐冰变了?

　　“《蜻蜓之眼》在手法上和《地书》是有联系的，所有材料来源于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所蕴藏的特殊信息，这些材料都是过去不曾有的，或者是极其微弱的。”徐冰却回答。

　　《地书》系列是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徐冰近年来曝光度最高的作品。1月9日，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开幕的展览“语言亭”上，作品《地书工作室》放置在展厅入口处，凌乱的工作台上放着各种未完成的字符磁片、剪贴本，以及和字符有关的衍生品，包括手工书，中间的工作台上一根从天而降的蓝色电线连着两台相对放置的电脑，观众可以使用这两台机器将文字转换为字符，并进行对话。

　　然而，装置艺术这一门类并不能满足徐冰的创作企图心。除了参加“语言亭”群展，徐冰还在新年伊始时发布了首部导演的电影——《蜻蜓之眼》的预告片。在开篇的高噪点影像中，路边的人踢着石子，随即画面被突然转到十字路口，一个人被飞驰的大货车撞上——这些情节构成预告片中的第一幕。

　　作为上海民生美术馆开年的首个展览，“语言亭”通过13位(组)艺术家的作品提供出一个可以观察艺术与语言之间可能关系的立足点，而徐冰则用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出一套“标识文字”，并写成一本读物。无论读者是何种文化背景，只要是被卷入当代生活的人，都可以读懂这本书。徐冰在作品中运用的这种新语言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创建了一个开放的公共渠道。

　　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的徐冰，1990年移居美国前后，至今持续着语言与语言结构构成的激进实验。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成名作《天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并进入西方世界权威艺术史教科书。而徐冰到美国后陆续创作的《新英文书法》《地书》等，已经完成了其对文字语言的实验。这些源自古老文明的语言符号作为文明的一部分，建立了新的公共渠道。他并没有创造这些符号，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了重组。建立跨越界限的公共渠道，已经成为徐冰创作的基本的手法，而在《蜻蜓之眼》中，他将视角转为当下文明中出现的新渠道——网络监控。

　　“四年前我就想做《蜻蜓之眼》，但受制于种种条件无法完成。近一两年来，这些监控视频大量在法制类节目以及互联网上被公开。这个电影没有任何一秒钟是我们自己拍的，没有任何一个出演者是我们安排的演员。”徐冰对记者说。在《蜻蜓之眼》工作室内，近二十台电脑不停搜集公开的监控视频。半年多来他的团队从这些监控影像中一点一点地找适合剧情的画面。

　　这是一部没有演员、没有摄像的电影，但拥有最广大的剧组成员，因为它来源于所有公共渠道的摄像头。徐冰从1万多个小时的公开网络监控视频中，剪辑出了90分钟的剧情片。虽然名为电影，但《蜻蜓之眼》的工作方法和电影是相反的。

　　作为导演，徐冰为这部电影设定了一个女主角——蜻蜓。蜻蜓有28万只复眼，如果把每只眼睛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摄影头，那蜻蜓就带着28万个摄像头飞在路上，这些摄像头足够捕捉沿途的一切，女主角这个名字一语双关。徐冰为剧情设计了一条主线，蜻蜓是个无法界定自己身份的人，她一直在整容，然后，所有的故事就依据可用视频素材决定。整容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徐冰选择这个题材，与票房无关，毕竟这是一部无法上院线的电影。蜻蜓在不断整容，与视频中人物不断变化有很大关系，通过这个剧情设计，刚好可以弥补素材上的技术问题。

　　这部至今还没有看到全貌的电影，徐冰到底要讲什么?

　　“我在讨论文明发展到今天，用传统的哲学、法律、道德等都无从判断和解释的困境：今天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片子是在映射人类历史是由什么构成的。”徐冰说。传统剧情电影的画面是人为制造的，而通过真实的监控视频材料剪辑出来的电影有种特殊的感染力，因为是真实发生的。在没有监控技术之前，突发事件不管多么令人诧异，都没有留下记录。徐冰想，把这些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真实碎片，通过蜻蜓的故事连接下来，构成一部新的历史视角，就可以告诉观众：原来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

　　徐冰用自己的艺术实验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他却给自己“不可能”的任务：要让自己每次实验都是奇特的。徐冰最初跟人们解释《蜻蜓之眼》这个想法时，许多人认为“无法从那些庞杂凌乱的视频中，剪辑出一部剧情长片电影”，而如今预告片已经面世，成片将在2016年年中推出。去年9月辞去中央美院副院长职务后，徐冰大胆地开始了自己的“不可能”创作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