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形拓的对象可包括古器物的各个门类，但其中以青铜器最为常见。三代铜器，无论是市场价值还是藏家的重视程度，都远非一般古砖造像、石刻题名等金石小品所能等同，尤其是一些重器，藏家奉若拱璧，不肯轻许传拓，唯恐损器，故拓本难致程度，更有甚于其他古物门类。另一方面，晚清民国初期的拓本馈赠之风又十分盛行，为了应酬之需，藏家往往会将器形画成图后，刻在木板或石板上拓印，或用木板锯成器形，以拓就之花纹罩于板上，拓其边缘而得器形。所以，全形拓的翻刻拓本，在当时就甚为常见。

　　如陈介祺的藏品中，最有名的当推毛公鼎。据文献记载，陈介祺在世时，此鼎从未示人，所拓全形及铭文虽间有寄贻其至好，亦为数有限，由此推测，陈介祺原拓的毛公鼎铭文存世数量不会太多，全形拓可能更少，像此类名器名拓，尤其需要留心翻刻伪拓。

　　对于那些结构、纹饰较为复杂的器型，如彝、方壶、钟等，常见用补绘或颖拓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占了很大的比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者女觥全形拓本，此拓初看甚精，但如此清晰的效果，似非一般墨拓所能达到。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分布器身各处的细小窃曲纹，显系经过摹描加工而成。又如钟的枚部高突出于钟体，椎拓一般十分困难。

　　陈介祺《传古别录》曾有专节论述钟的拓法，其中提到“拓钟留孔不拓钲为大雅，斜贴作钲甚俗”。包括陈介祺在内的各家拓片多采取留白不拓，或者涂上墨点的办法替代。